
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,他们一边喊着要禁烟,甚至为此还发生了战争,但是他们自己却又在暗地里售卖,这是不是很矛盾?
没有错,我要说的就是清朝的禁烟政策。
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,就是为了阻止清朝的人们抽鸦片,清政府甚至还与洋人发生了战争,但是呢?后面清政府自己却也悄悄卖起了烟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逻辑?
要理解这一切,我们得先看看,英国人是怎么用鸦片把清政府的白银给赚走的。
一、茶叶惹的“祸”:中英贸易为何变成鸦片贸易?
你可能想不到,鸦片战争的根源,竟然要追溯到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——茶叶。
18世纪,中国茶叶在英国极为畅销,尤其是福建武夷山的红茶,在英国人中引发了巨大的消费热潮,产生了风靡全国的“下午茶”文化。
英国人离不开中国茶,但问题来了:中国对英国的商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。
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大量出口欧洲,可英国能卖给中国什么呢?几乎没什么。结果就是,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。
据资料显示,鸦片战争前,仅广州港就有5100多艘外国商船前来交易,而这些商船装载的90%以上都是白银。
1708年至1760年间,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的87.5%。
世界各地的白银像流水一样涌向中国。相比之下,英国那边可就“亏大了”。
在1837年至1839年间,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平均每年高达427万多英镑,而英国销往中国的合法商品总值平均每年只有91万多英镑,平均每年入超超过330万英镑。
这让英国十分头疼。为了平衡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,英国人想出了一个阴险的办法——用鸦片来换白银。
二、“白银收割机”:英国如何用鸦片掏空大清国库
18世纪晚期,经过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,为扭转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,设立东印度公司,开始在印度大规模种植鸦片,然后大肆向中国走私。
鸦片输华的数量简直像坐上了火箭。1767年以前,运往中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;1800年达到4570箱;1838年猛增至35500箱,到了1839年更是达到了40200箱。
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噼啪响:先把鸦片卖给中国人,赚回来的白银再用来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绸,一举两得。
鸦片贸易有多暴利?据记载,1773年至1785年十二年间,英国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中共获利53.4万英镑。
从1798年至1839年,英国人通过输入鸦片获利达四亿多元。鸦片贸易收入曾一度占英印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0%以上。
而在中国这边,银子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往外流。
到鸦片战争前夕,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,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4000万两的四分之一。
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(1821至1840年),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,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。
白银的大量外流,导致了严重的“银贵钱贱”危机:18世纪末,七八百文制钱就能换一两白银,到了19世纪30年代,兑换一两银子就要一千六七百文,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。
农民出售产品得来的是铜钱,交税却必须折合成大量的银两,结果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。
三、禁烟背后:清政府的真正“痛点”
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,清政府当然要“禁烟”了。早在嘉庆四年(1799年),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。此后,嘉庆年间也多次发布禁烟禁令。
但这里就要说到关键了——清政府禁烟,真的是因为担心鸦片毒害百姓的身体健康吗?
不可否认,清朝统治者的确看到了鸦片的危害。
嘉庆十九年(1814年)的上谕中就指出,“鸦片一物,其性质为毒烈,服之者皆邪慝之人,恣意妄为,无所不至,久之令血耗竭,必且促其寿命”。
鸦片泛滥确实毒害了百姓,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但清政府真正最痛的,不是百姓的身体,而是自己的“钱袋子”。
白银大量外流,导致国库日益空虚,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遭到严重破坏,国家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。
说白了,禁烟的核心目的,是保住银子不往外流,而不是真的多么心疼老百姓的身体。
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,“满清年间的禁烟主要是因为白银外流,白银外流掏空了大清的财政,让大清的日子举步维艰”。
清政府内部的争论也印证了这一点。1836年,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提出“弛禁论”,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,对鸦片征收重税。
他的核心逻辑正是:与其让白银大量外流,不如干脆允许鸦片贸易然后从中收税。
这种主张虽然当时被林则徐等禁烟派反对,但在朝廷内部确实很有市场,因为说到底,禁烟与不禁烟的争论,本质上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1838年冬,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。
1839年6月,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收缴来的237万多斤鸦片,历时23天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“虎门销烟”。
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的利益,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——或者用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,本质上是一场“茶叶战争”。
清政府战败,被迫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,割地赔款,林则徐本人也因此成了“罪臣”,被流放新疆。
四、禁烟变收税:清政府如何“悄悄卖起了烟”
战争失败后,一面高调喊着要禁烟,一面却打起了收税的小算盘。
1858年,清政府与英、法、美等国签订条约,规定“洋药准其进口,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”,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。此后的清政府,也开始了自己“卖烟”的历程。
策略很简单:以土抵洋,以毒攻毒。既然洋人的鸦片挡不住,与其让白银继续外流,不如咱们自己种、自己卖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咸同年间,清政府鼓励各地广泛种植罂粟,国产鸦片的产量急剧上升。
1870年后,国产“土药”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进口“洋药”的数量。
到1906年,全国的烟地面积达到惊人的1870多万亩,生产鸦片58万多担,吸食鸦片者竟达2000万人。
种了鸦片当然要收税。清政府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鸦片税捐——“土膏捐”“土药税”“洋药税”“厘金”等等,从种植、生产、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要课税,层层扒皮。鸦片的税收很快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。
来看一组惊人的数字: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达到白银2261万两,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5%。
而到了1908年,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.92亿两,其中鸦片税收高达3302万两,占财政收入的11.3%。
有记载说,仅进口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就达600万两,而国产土药的各种税捐更在2000万两以上。
鸦片的税收如此重要,以至于任何禁烟的主张都变得不合时宜。
驻英公使郭嵩焘在1877年连上两疏请求禁烟,地方大员刘坤一直接反驳说:以广东一省而论,每年从鸦片税中收取的厘金就多达百万两,禁了烟,这笔钱从哪儿来?禁烟的建议于是被搁置一边。
更离谱的是,清末的各项重要支出中几乎都有鸦片税收的影子:湖北枪炮厂的日常经费中30%来自鸦片税,慈禧太后庆寿修建颐和园的资金也有鸦片税的成分,新政、海军、警政、办学的经费纷纷依赖鸦片税收。
清政府就像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瘾君子,明知道鸦片有毒,却又戒不掉这个财政上的“鸦片瘾”。
纵观晚清的禁烟政策,大致经历了“严禁——明禁实税——以土抵洋——严禁”的演变轨迹。
但无论政策怎么变,贯穿其间的核心逻辑始终只有一个——利益。
禁也好,不禁也好,开征税收也好,自己售卖也好,清政府看重的从来都不是百姓的死活,而是银子的流向。
这种“一边禁烟股票配资炒股公司,一边自己售卖”的矛盾行为,说到底一点也不矛盾:因为禁烟从一开始禁的就是白银的外流,而不是鸦片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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