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，他们一边喊着要禁烟，甚至为此还发生了战争，但是他们自己却又在暗地里售卖，这是不是很矛盾？
没有错，我要说的就是清朝的禁烟政策。
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，就是为了阻止清朝的人们抽鸦片，清政府甚至还与洋人发生了战争，但是呢？后面清政府自己却也悄悄卖起了烟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逻辑？
要理解这一切，我们得先看看，英国人是怎么用鸦片把清政府的白银给赚走的。
一、茶叶惹的“祸”：中英贸易为何变成鸦片贸易？
你可能想不到，鸦片战争的根源，竟然要追溯到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——茶叶。
18世纪，中国茶叶在英国极为畅销，尤其是福建武夷山的红茶，在英国人中引发了巨大的消费热潮，产生了风靡全国的“下午茶”文化。
英国人离不开中国茶，但问题来了：中国对英国的商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。
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大量出口欧洲，可英国能卖给中国什么呢？几乎没什么。结果就是，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。
据资料显示，鸦片战争前，仅广州港就有5100多艘外国商船前来交易，而这些商船装载的90%以上都是白银。
1708年至1760年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的87.5%。
世界各地的白银像流水一样涌向中国。相比之下，英国那边可就“亏大了”。
在1837年至1839年间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平均每年高达427万多英镑，而英国销往中国的合法商品总值平均每年只有91万多英镑，平均每年入超超过330万英镑。
这让英国十分头疼。为了平衡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，英国人想出了一个阴险的办法——用鸦片来换白银。
二、“白银收割机”：英国如何用鸦片掏空大清国库
18世纪晚期，经过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，为扭转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，设立东印度公司，开始在印度大规模种植鸦片，然后大肆向中国走私。
鸦片输华的数量简直像坐上了火箭。1767年以前，运往中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；1800年达到4570箱；1838年猛增至35500箱，到了1839年更是达到了40200箱。
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：先把鸦片卖给中国人，赚回来的白银再用来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绸，一举两得。
鸦片贸易有多暴利？据记载，1773年至1785年十二年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中共获利53.4万英镑。
从1798年至1839年，英国人通过输入鸦片获利达四亿多元。鸦片贸易收入曾一度占英印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0%以上。
而在中国这边，银子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往外流。
到鸦片战争前夕，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，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4000万两的四分之一。
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（1821至1840年），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，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。
白银的大量外流，导致了严重的“银贵钱贱”危机：18世纪末，七八百文制钱就能换一两白银，到了19世纪30年代，兑换一两银子就要一千六七百文，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。
农民出售产品得来的是铜钱，交税却必须折合成大量的银两，结果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。
三、禁烟背后：清政府的真正“痛点”
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，清政府当然要“禁烟”了。早在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。此后，嘉庆年间也多次发布禁烟禁令。
但这里就要说到关键了——清政府禁烟，真的是因为担心鸦片毒害百姓的身体健康吗？
不可否认，清朝统治者的确看到了鸦片的危害。
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的上谕中就指出，“鸦片一物，其性质为毒烈，服之者皆邪慝之人，恣意妄为，无所不至，久之令血耗竭，必且促其寿命”。
鸦片泛滥确实毒害了百姓，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但清政府真正最痛的，不是百姓的身体，而是自己的“钱袋子”。
白银大量外流，导致国库日益空虚，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遭到严重破坏，国家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。
说白了，禁烟的核心目的，是保住银子不往外流，而不是真的多么心疼老百姓的身体。
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，“满清年间的禁烟主要是因为白银外流，白银外流掏空了大清的财政，让大清的日子举步维艰”。
清政府内部的争论也印证了这一点。1836年，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提出“弛禁论”，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，对鸦片征收重税。
他的核心逻辑正是：与其让白银大量外流，不如干脆允许鸦片贸易然后从中收税。
这种主张虽然当时被林则徐等禁烟派反对，但在朝廷内部确实很有市场，因为说到底，禁烟与不禁烟的争论，本质上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1838年冬，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。
1839年6月，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收缴来的237万多斤鸦片，历时23天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“虎门销烟”。
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的利益，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——或者用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，本质上是一场“茶叶战争”。
清政府战败，被迫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，割地赔款，林则徐本人也因此成了“罪臣”，被流放新疆。
四、禁烟变收税：清政府如何“悄悄卖起了烟”
战争失败后，一面高调喊着要禁烟，一面却打起了收税的小算盘。
1858年，清政府与英、法、美等国签订条约，规定“洋药准其进口，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”，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。此后的清政府，也开始了自己“卖烟”的历程。
策略很简单：以土抵洋，以毒攻毒。既然洋人的鸦片挡不住，与其让白银继续外流，不如咱们自己种、自己卖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咸同年间，清政府鼓励各地广泛种植罂粟，国产鸦片的产量急剧上升。
1870年后，国产“土药”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进口“洋药”的数量。
到1906年，全国的烟地面积达到惊人的1870多万亩，生产鸦片58万多担，吸食鸦片者竟达2000万人。
种了鸦片当然要收税。清政府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鸦片税捐——“土膏捐”“土药税”“洋药税”“厘金”等等，从种植、生产、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要课税，层层扒皮。鸦片的税收很快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。
来看一组惊人的数字：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达到白银2261万两，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5%。
而到了1908年，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.92亿两，其中鸦片税收高达3302万两，占财政收入的11.3%。
有记载说，仅进口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就达600万两，而国产土药的各种税捐更在2000万两以上。
鸦片的税收如此重要，以至于任何禁烟的主张都变得不合时宜。
驻英公使郭嵩焘在1877年连上两疏请求禁烟，地方大员刘坤一直接反驳说：以广东一省而论，每年从鸦片税中收取的厘金就多达百万两，禁了烟，这笔钱从哪儿来？禁烟的建议于是被搁置一边。
更离谱的是，清末的各项重要支出中几乎都有鸦片税收的影子：湖北枪炮厂的日常经费中30%来自鸦片税，慈禧太后庆寿修建颐和园的资金也有鸦片税的成分，新政、海军、警政、办学的经费纷纷依赖鸦片税收。
清政府就像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瘾君子，明知道鸦片有毒，却又戒不掉这个财政上的“鸦片瘾”。
纵观晚清的禁烟政策，大致经历了“严禁——明禁实税——以土抵洋——严禁”的演变轨迹。
但无论政策怎么变，贯穿其间的核心逻辑始终只有一个——利益。
禁也好，不禁也好，开征税收也好，自己售卖也好，清政府看重的从来都不是百姓的死活，而是银子的流向。
这种“一边禁烟股票配资炒股公司，一边自己售卖”的矛盾行为，说到底一点也不矛盾：因为禁烟从一开始禁的就是白银的外流，而不是鸦片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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